首頁  /  發現  /  思想  /  正文

老齡化程度越深,訪問公園的老年人越少?

景觀設計學 2021-09-08 來源:景觀中國網
原創
本文以上海市社區公園為例,基于中心城區和非中心城區的城市結構差異,利用手機信令數據獲取老年人的時空行為,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

上海市正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本文以上海市社區公園為例,基于中心城區和非中心城區的城市結構差異,利用手機信令數據獲取老年人的時空行為,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及其老齡人口密度、出行距離是影響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三個重要因素,且中心城區和非中心城區老年游客使用社區公園的影響機制存在差異。景觀設計需要針對不同區域的社區公園提出相應的規劃設計準則,完善老年人友好型社區公園布局,推動健康公平建設。



上海市社區公園老年游客活動差異及影響因素探究

Analyses of Elderly Visitors’ Behaviors to Community Parks in

Shanghai and the Impact Factors


姜佳怡

日本千葉大學園藝學研究科

綠地造園學博士候選人;

Needle景觀城市實驗室學術研究員


陳明

華中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講師


章俊華

日本千葉大學園藝學研究科

綠地造園學風景園林學教授



01研究背景


21世紀以來,世界衛生組織和地區相關機構陸續出臺老年人友好型城市[1]及公園[2]設計指南。近年來的研究開始關注老年人訪問城市公園綠地的行為特征及影響因素、環境公平等方面[3]~[5]。但老年人訪問特定類型城市公園的活動特征及影響因素仍存在較大的研究空白[5]。

同時,結合社交媒體、手機定位信息等多源大數據[6]的城市規劃觀念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手機等可佩戴設備記錄了使用者位置、活動及時間等信息,是獲取人群時空行為特征、分析城市公共空間使用情況的重要數據來源。相比社交媒體等數據來源,手機信令數據覆蓋范圍更廣。此外,隨著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中心城區與非中心城區的城市分化影響了不同區域綠地使用者的出行行為[7]~[10]。因此,有必要關注中心城區與非中心城區老年人的公園訪問差異,并結合出行距離、出行方式及周邊環境等因素分析相關原因。

本研究聚焦于上海市,旨在通過手機信令數據獲取老年人時空行為,并基于人口年齡及城市結構差異,分析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活動差異及影響機制,以此來探究老齡化社會背景下老年人使用社區公園的現狀,進而完善老年人友好型社區公園布局。研究的重點包括:

1)上海市中心城區與非中心城區(以中心城區行政邊界為劃分依據)的城市空間結構差異是否對老年人的社區公園使用情況造成影響;

2)基于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中心城區與非中心城區老年人社區公園使用情況的潛在影響因素及差異;

3)提出相應的規劃設計建議。



02社區公園選取與影響因素劃定


研究區域概況

上海市規劃和自然資源管理局(原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于2016年提出建成“15分鐘社區生活圈”(面積范圍為3~5km2)的規劃目標,強調了以社區為單位,針對不同人群需求進行差異化公共設施配置的必要性[11]~[13]。2017年,上海新一輪城市規劃建議將500m作為公共設施和社區綠地步行的距離單位,并強調了城市綠地對提高城市活力的重要作用[14]。關注中心城區和非中心城區城市結構差異,分析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現狀及影響機制,對完善社區生活圈中的綠地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對象選取

根據上海市市容和綠化管理局的統計數據,截至2019年,上海市共有公園352個。綜合相關研究,參考國內外各城市社區公園面積標準[15][16],并結合數據精度,研究重點關注面積為2~6hm2的社區公園??紤]到上海市社區生活圈規劃面積,進一步篩選內切圓直徑為2km的正六邊形范圍[17](S=3.46km2)內居住用地大于50%的公園。最終,將本研究的社區公園樣本限定為:

1)向公眾免費開放;

2)具備一定規模;

3)分別位于中心城區老齡化程度最高的虹口區、黃浦區、普陀區和非中心城區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崇明區、寶山區、和嘉定區[18];

4)公園所在正六邊形范圍內居住用地占比達50%以上;

5)非綜合性公園/非專類公園。

依據上述標準,篩選出中心城區和非中心城區各6個代表性社區公園(表1)。


▼表1:上海市社區公園及老齡人口基本信息

上海市主要公園綠地和研究樣本 ? 姜佳怡,陳明,章俊華


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活動特征及影響因素

研究表明,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特征主要受身體機能與年齡及周邊城市設施服務質量、城市功能混合度影響[7],而這些因素均與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出行距離和方式選擇有關。此外,人口密度是影響交通暢通性、公共設施空間可達性的因素之一[19][20]。作為城市公共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園綠地的使用情況及服務質量也必然受到人口密度的影響[21]。因此,本研究以社區公園周邊及老年人居住地周邊城市設施的分布情況(城市功能混合度)、出行距離、人口密度等作為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主要影響因素。



03研究方法技術流程


研究技術路線圖如下所示,包括數據提取與預處理、社區公園游客及其居住地識別、量化城市設施空間分布密度及混合度和老年游客量與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4個部分。


本研究技術路線 ? 姜佳怡,陳明,章俊華


對帶有位置信息的POI數據和AOI數據進行坐標糾偏、POI數據重分類及AOI數據面分類與提取。將POI數據分為交通、工業、居住、公共設施、商業和綠地共6大類,并進行標準化處理,以避免不同類別數據量差對結果的影響,以直徑為2km的正六邊形網格劃分研究單元。

研究通過FME 2019.0連接移動用戶行為軌跡至對應基站,并利用ArcGIS 10.7基于基站生成泰森多邊形,作為基站覆蓋區域。當超過50%的基站覆蓋區域,或該基站覆蓋區域內超過50%的POI數據位于研究單元內,則定義該基站為對應研究單元基站[22];同理,可定義社區公園基站(本研究中每個樣本連接的基站數量都大于3)。


手機基站分布 ? 姜佳怡,陳明,章俊華

研究單元及其基站、公園基站、公園入口基站判斷依據及劃分結果示意(以非樣本的靜安公園為例) ? 姜佳怡,陳明,章俊華


為避免路過行人、公園工作人員[4]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研究將每日6~22時期間,在目標公園內活動時長為40分鐘至6小時的人員定義為公園真實游客。由于公園游客至少需要經過公園入口兩次,研究去除了在公園入口所在基站處只有一條活動記錄的人員。此外,研究界定每日24時至次日6時用戶活動時間最長的基站所在研究單元為其居住地,并通過FME 2019.0連接公園游客及其居住地。


城市功能設施混合度定義

研究單元各大類城市設施分布密度的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e代表某類城市POI數據(D1為交通、D2為工業、D3為居住、D4為公共設施、D5為商業、D6為綠地),ne代表第e類POI的數量,Ne代表該類設施POI的總數,De則為該類設施的分布密度。研究通過6類城市設施的空間分布的離散程度——De的平均絕對偏差(MAD值)[23]——來反映城市功能混合度。MAD值與城市功能混合度負相關,MAD值越大,表示城市功能越單一。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通過多元線性回歸方程,量化社區公園周邊及老年游客居住地周圍城市功能混合度,老年游客居住地與社區公園之間的出行距離、老年游客居住地人口密度及其老齡人口密度等因素,對老年游客訪問社區公園的影響:


式中,CNij表示從居住地i前往社區公園j的老年游客量(人次),α0為常數,α1、α2、α3、α4、α5為對應自變量系數,DISij為居住地i至社區公園j的路網距離(即通過ArcGIS 10.7測算老年游客居住地與社區公園的最短路網距離);MADi和MADj分別為老年游客居住地和訪問的社區公園所在研究單元城市功能混合度,參數IJij幫助確定了以上兩研究單元位置是否一致——若研究單元編號i=j,則IJij=0,反之,則IJij=1。PHi為老年游客的居住地研究單元內的人口密度,POi為該居住地研究單元內的老齡人口密度(通過FME 2019.0測算研究單元內居民數量)。通過對數變換提高模型穩定性后,最終得到老年游客訪問社區公園與其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


通過分別計算社區公園所在研究單元位于中心城區和非中心城區的方程結果,研究城市空間結構差異與老年人訪問公園影響機制的關系。



04研究結果社區公園使用情況


研究在排除由于定位誤差引起的異常值后,得到12個社區公園日均游客總量及老年游客占比(表2)。由表1和表2可見,中心城區老齡人口數量和社區公園的游客總數均高于非中心城區,且中心城區社區公園老年游客的平均單位面積人次約為非中心城區的1.39倍。雖然中心城區老齡化程度高于非中心城區,但非中心城區社區公園老年游客的平均占比更高)。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同一市轄區的不同公園間老年游客占比存在較大差距。


表2:各研究樣本日均游客總量及老年游客占比


盡管公園老年游客占比與各區域老齡化程度并不對應,但老齡化程度是否對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存在影響仍需進一步驗證。研究基于正六邊形研究單元,得到了對象公園老年游客量及其居住地空間分布的可視化結果。


各研究樣本老年游客量及居住地分布 ? 姜佳怡,陳明,章俊華


社區公園老年游客使用差異分析

表3為最終模型的回歸結果,模型在0.001水平上顯著,模型成立?;诜讲钆蛎浺蜃樱╒IF)值驗證自變量的多重共線性,結果排除自變量DISij、MADi和MADj的多重共線性,并確定PHi和POi存在明顯的共線性。這與實際情況吻合,也即研究單元人口密度與老齡人口密度存在相關性。根據大衛·克萊因鮑姆及布魯諾·賈科米尼·莎麗等人的研究,當樣本數量較大時,可以減弱多重共線性對結果的影響[24][25],因此模型未將以上兩個自變量排除。


表3:最終模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結果


如表3所示,模型對12個社區公園老年游客訪問情況的整體解釋度(R2)為0.47。其中,中心城區的模型解釋度(R2=0.72)明顯高于非中心城區(R2=0.40)。結果表明,社區公園和居住地所在區域周邊城市功能混合度、通行距離,以及居住地所在單元人口總數及老齡人口數是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重要影響因素。

分析不同因素標準化系數差異發現,中心城區和非中心城區的PHi對公園老年游客量的正面影響均最強, POi對公園老年游客量的負面影響也均最強。換言之,老年人所在居住地的平均人口密度越高,越會促使老年人訪問當地社區公園;但是老齡人口密度過高會起到相反作用。并且,該負面影響在中心城區表現更為明顯,其程度是人口密度正面影響程度的2倍。當樣本擴大至全市所有社區公園時,我們發現,人口密度對社區公園老年人游客量的正面影響與老齡人口密度的負面影響基本持平。

此外,出行距離(DISij)對老年游客量具有顯著負面影響,該影響在中心城區明顯高于非中心城區。整體而言,城市功能混合度與中心城區社區公園的老年游客量正相關,而與非中心城區老年游客量負相關,但關聯性弱,且并不顯著。模型未能解釋功能混合度與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關系。



05討 論


主要發現

首先,居住區老齡人口密度與老年人社區公園范圍顯著負相關,因此,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不利于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這可能與中國城市公園使用者中老年人比例較高有關[26]。部分研究認為,具有相對穩定社交生活圈的老年人生活更加規律且幸福感更高[27]。但也有研究指出,社會包容性不足降低了老年人公園訪問意愿,并限制了老年人的活動范圍[7][26]。此外,人口密度的影響還與公園區位及城市結構差異有關:中心城區社區公園潛在的老年游客量受到人口密度的正面影響更大,而受老齡人口密度負面影響更大。

第二,除以往研究所考慮的房價[4]、可達性[28]、安全性[29]等因素外,本研究發現,人口密度對老年人訪問城市公園的情況有顯著影響。阿代爾·特納指出,相比老齡化程度,人口密度對英國社會福利的負面影響更顯著[19]。但本研究結果顯示,人口密度與老年人訪問城市社區公園呈正相關,該影響在非中心城區更為顯著。與此相反,老齡人口密度是影響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顯著負面因素,并在中心城區更為顯著。

第三,非中心城區社區公園的老年游客分布范圍相對更廣,這表明出行距離對非中心城區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負面影響小于中心城區。盡管有研究認為,相比城市外圍,中心城區老年人的可達性更高[30],但在評估可達性時還應考慮人們對周邊環境的感知[7][27]。本研究的結果表明,非中心城區城市功能混合度不足,促使該地區老年人訪問居住地以外街區的社區公園,而中心城區社區公園周邊完善的城市設施吸引了老年人的訪問。因此,上海市非中心城區社區公園服務范圍更廣,這可能是由于城市設施不足導致的非自愿出行。


社區公園規劃設計啟示

考慮到社區公園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益處,以及老年人活動空間局限性,對上海市老年人友好型社區公園規劃設計建議如下:社區公園服務范圍應充分考慮老年人活動特征,結合居住區老齡人口密度,適當縮小預期服務范圍。其中,中心城區社區公園預期服務范圍更小,因此建設密度和數量需高于非中心城區。由于出行距離與中心城區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顯著負相關,可以考慮增加小尺度社區公園數量。而在非中心城區,較低的城市功能混合度對老年人的非自愿出行具有潛在影響,社區公園數量有待提升。此外,完善非中心城區城市功能、縮短出行距離,更有利于緩解該地區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的環境公平問題。



06研究局限性


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雖然研究針對基于手機信令數據的小尺度公園游客的定位設計了數據清洗步驟,但仍然無法避免因基站密度不足、定位錯誤等因素造成的數據誤差。此外,研究對老年人社區公園訪問影響機制及中心城區和非中心城區的差異進行了量化分析,但尚不足以剖析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很多潛在因素——如收入水平、汽車保有量、是否持有駕照、個體主觀能動性、家庭背景等——都可能影響老年人訪問社區公園。技術難點在于,以上潛在因素通常以街區或市轄區為統計單位,難以與個體訪問行為直接關聯。在自變量選擇及量化方面,研究通過MAD值量化城市功能混合度,只能反映不同功能的離散程度,而無法反映數量差異。此外,自變量多重共線性會影響模型的穩定性及準確性,進而影響研究結果。



注釋

① 本研究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及上海市統計局的定義,將年齡為60歲及以上的人群定義為“老年人/老齡人口”。

② “社區生活圈”概念在很多國家都有類似定義,如韓國的“小生活圈” 和日本的“ 定居圈”等(來源:參考文獻[11])。1969年,日本《第二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提出“地方生活圈”概念,地方生活圈作為城市規劃設計的重要空間單位,是“社區生活圈” 概念的前身( 來源:參考文獻[12])

③ 正六邊形范圍邊際效應較弱,適宜進行出行行為分析(來源:參考文獻[17])。


部分參考文獻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Global_age_friendly_cities_Guide_English.pdf

[2] Loukaitou-Sideris, A., Levy-Storms, L., & Brozen, M. (2014). Placemaking for an aging population: Guidelines for senior-friendly park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ewis.ucla.edu/publication/placemaking-for-an-aging-population-guidelines-for-senior-friendly-parks/

[3] Kabisch, N., & Haase, D. (2013). Green justice or just green? Provision of urban green spaces in Berlin, German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22), 129-139.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3.11.016

[4] Guo, S., Song, C., Pei, T., Liu, Y., Ma, T., Du, Y., … Wang, Y. (2019). Accessibility to urban parks for elderly residents: Perspectives from mobile phone dat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1), 103642.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9.103642

[5] Wen, C., Albert, C., & Von Haaren, C. (2018). The elderly in green spaces: Exploring requirements and preferences concerning nature-based recreation.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38), 582-593. https://doi.org/10.1016/j.scs.2018.01.023

[6] Barham, H., & Daim, T. (2020). The use of readiness assessment for big data projects.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60), 102233. https://doi.org/10.1016/j.scs.2020.102233

[7] Xie, B., An, Z., Zheng, Y., & Li, Z. (2018). Healthy aging with parks: Association between park accessibility 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China.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43), 476-486. https://doi.org/10.1016/j.scs.2018.09.010

[8] Xiao, Y., Wang, D., & Fang, J. (2019). Exploring the disparities in park access through mobile phone data: Evidence from Shanghai, Chin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81), 80-91.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8.09.013

[9] Ma, F. (2020). Spatial equity analysis of urban green space based on spatial design network analysis (sDNA): A case study of central Jinan, China.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60), 102256. https://doi.org/10.1016/j.scs.2020.102256

[10] Cheng, L., De Vos, J., Shi, K., Yang, M., Chen X., & Witlox, F. (2019). Do residential location effects on travel behavior differ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younger adult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73), 367-380. https://doi.org/10.1016/j.trd.2019.07.015

[11] Li, M. (2017). The Planning Strategies of a 15-minute Community Life Circle Based on Behaviors of Residents. Urban Planning Forum, (1), 111-118. doi:10.16361/j.upf.201701014

[12]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of Japan. (1969). The Seco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lit.go.jp/common/001135929.pdf

[13]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Bureau. (2016). Planning guidance of 15-minute community-life circl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guidance, action guidelines. Retrieved from http://up.caup.net/file/life-circle.pdf

[14]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Bureau. (2017). Shanghai Master Plan (2017-2035).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ublishers.

[15] Shenzhen Park Management Center, & Tropic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enter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5, October). Shenzhen Community Park Construction Standard. Retrieved from http://www.szjs.com.cn/szjseditor/uploadfile/201512/20151228160029821.pdf

[16]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gency. (2017, May). Park Design Guidelines and Standards. Country of Los Angeles. Retrieved from http://file.lacounty.gov/SDSInter/dpr/1029701_ParkDesignGuideline2017.pdf

[17] Shelton, T., Poorthuis, A., & Zook, M. (2015). Social media and the city: Rethinking urban socio-spatial inequality using user-generat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42), 198-211. 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5.02.020

[18]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Shanghai. (2019). Shanghai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tjj.sh.gov.cn/tjnj/20200427/4aa08fba106d45fda6cb39817d961c98.html

[19] Turner, A. (2009). Population ageing: What should we worry abou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4(1532), 3009–3021. doi:10.1098/rstb.2009.0185

[20] Wang, H., Hu, Y., Tang, L., & Zhuo, Q. (2020). Distribution of Urban Blue and Green Space in Beijing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Sustainability, 12(6), 2252. doi:10.3390/su12062252

[21] Enssle, F., & Kabisch, N. (2020). Urban green spaces for the social interaction,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older people—An integrated view of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socioenvironmental justic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109), 36-44. https://doi.org/10.1016/j.envsci.2020.04.008

[22] Guo, S., Yang, G., Pei, T., Ma, T., Song, C., Shu, H., ... Zhou, C. (2019).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urban park service area in Beijing: Perspectives from multi-source geographic dat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81), 103–117. https://doi.org/10.1016/ j.landurbplan.2018.09.016

[23] Jiang, J., Dai, F., & Zhang, J. (2020).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Based on POI Dat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Modern Urban Research, (7), 42-50. doi:10.3969/j.issn.1009-6000.2020.07.006

[24] Kleinbaum, D. G., Kupper, L. L., Nizam, A., & Muller, K. E. (2007). 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Multivariable Methods (Duxbury Applied) (4th Edition). Belmont, CA: Duxbury Press.

[25] Sari, B. G., Dal’Col Lúcio, A., Olivoto, T., Krysczun, D. K., Tischler, A. L., & Drebes, L. (2018). Interference of sample size on multicollinearity diagnosis in path analysis. Pesquisa Agropecuária Brasileira, 53(6), 769-773. https://dx.doi.org/10.1590/s0100-204x2018000600014

[26] Zhang, Y. (2009). Research on the Utilization of Parks by Old People—Taking Jinan City and Tai’an City as Examp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 Chaudhury, H., Campo, M., Michael, Y., & Mahmood, A. (2016). Neighbourhood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older adult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49), 104-113. doi:10.1016/j.socscimed.2015.12.011

[28] Cheng, L., Caset, F., De Vos, J., Derudder, B., & Witlox, F. (2019). Investigating walking accessibility to recreational amenities for elderly people in Nanjing, Chin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76), 85-99. https://doi.org/10.1016/j.trd.2019.09.019

[29] Milton, S., Mold, A., Tinker, A., & Herrick, C. (2019). Growing old in new towns: A call for research on health and ageing in planned urban environments. Health and Place, (58), 102166. https://doi.org/10.1016/j.healthplace.2019.102166

[30] Liu, Y., Fang, F., & Jing, Y. (2020). How urban land use influences commuting flows in Wuhan, Central China: A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perspective.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53), 101914. https://doi.org/10.1016/j.scs.2019.101914


編輯|崔婧沄、王穎

翻譯|王穎、姜佳怡

制作|馮康泰

版權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請勿以景觀中國編輯版本轉載。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聯系,我們將第一時間刪除。

投稿郵箱:info@landscape.cn

聯系電話:010-62747757


打賞
  • 給Ta打個賞

0

發表評論

您好,登錄后才可以評論哦!

熱門評論

相關文章

再敢躲一下试试by,鱿鱼网进入官网by777,在线观看国产成人swag,,公和我做爽死我了